凝視:談作家肖像攝影
作者:文｜陳佳琦
「人的外在是他內在精神的圖像，人的面容是其整個性格的表現和揭露，這個假定就其本身而言很可能是足夠的，因而是可以持續下去的安全假設；支撐這假定的是來自於人們都渴望見到名人的這樣一個事實……攝影……為我們的好奇心提供最完全的滿足感。」 ——叔本華，摘自《論攝影》
有一幅拍攝七等生的照片，作家側面朝左端坐，抱著一把琵琶，光線從右邊照進來，背對著光線的作家，在沒有背景的空間裡形成一道孤獨的剪影，幽幽微微之中那對比強烈的暗影，彷彿勾勒出他自己筆下虛無、苦悶卻巨大的靈魂。就如同他的作品總是被評以「慣於凝視人類靈魂深處」的說法，當我們看著這張照片時，剎那間彷彿也以為自己的凝視可以觸及作家的靈魂深處，觸及那內裡的、無法穿透的黑洞與暗面。
這張照片是由攝影家林柏樑所拍攝，影像呼喚著七等生小說筆下的人物，如同大部分肖像攝影所致力的一樣，這張照片試圖從外在的形象捕捉作家內裡的精神層面，是一成功的典型，因為從影像的凝視裡，我們很容易覺得自己彷彿見到了作家。
＊作家作為鏡頭前的主角
自從攝影史有了一個公眾說法的起源（一八三九年）以來，人物肖像一直是相機景框在擇取對象物時的一個重要題材，而作家又是種種人物肖像中，極被鍾愛的攝影主角。綜觀西方整個十九世紀，如納達（Nadar）或卡加（Etienne Carjat）這些專拍人像的攝影師，經常以作家為模特兒拍攝肖像，譬如他們兩個各自拍下的、不同神韻的波特萊爾像，還有納達所拍的喬治桑，已經成為作家肖像裡的經典作品。而隨後如柯本（Alvin Langdon Coburn）鏡頭下的龐德、阿比特（Berenice Abbott）的喬哀斯、布列松（Henri Cartier-Bresson）所拍的波娃、沙特和卡謬等，這些後繼的影像都使得作家肖像確立著某種圖象式的正典意義。
而是什麼原因，使得作家自然地成為人像攝影裡的要角呢？也許，對一般大眾而言，他們除了像演員一樣是擁有某種公眾身分的人物之外，還擁有某種不那麼熟悉的感覺與神祕性。再加上作家「身分」在社會上是被尊敬的，他們是傑出的、可以被拍攝的對象，但卻也不單純只是名流而已。其中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如同一般被造像的有名人士，擁有在某個領域上的特殊成就，但另一部分是因為，他們的成就是來自於藝術層面的，而那彷彿賦予了他們一些才華與性靈的光環。
文學與攝影之間的關係往往就顯現在此處，除了攝影師會對於文學世界、文學主題事物十分著迷，還有種種與其寫作同儕之間的經驗分享之外，也有許多作家以拍照聞名（如《愛麗斯夢遊仙境》的作者路易斯凱洛）、許多作家與攝影家合作寫書，（如當代理論家布希亞、薩依德都曾與攝影師合作完成著作，最有名的當屬《讓我們現在讚美名人》（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, 1941）的艾吉（James Agee）與伊文斯（Walker Evans），更有許多小說家在作品中以照相機般的視角進行敘事（普魯斯特、霍格里耶等人），雖然這些文學涉足攝影的部分不會在此討論，不過，卻可看出攝影與文學兩種創作媒材之間，有著對彼此著迷的聯繫。
因此，攝影師拍下作家身影，一般觀者再藉由他們的影像，滿足某種程度上對作家、對難以言說的文學事物與精神世界的心嚮往之的迷戀。
＊揭開面紗，或只是再現？
但是，為何是攝影？攝影肖像所自以為捕捉的精神面貌，會不會反而一違初衷地傳遞了某種不真實的想像、某種靈光？
雖然如今我們看待攝影影像的態度，已經可以接受照片也只能是一種實際世界的再現，把照片當作全然透明無觀點的證據只是一種迷思的當代觀點；但是，影像的再現方式與繪畫、文學還是有很大的不同。影像記號被認為與指涉的對象，依然擁有某種「索引」式的關係、某種實存的關聯性（見Rosalind Krauss《前衛的原創性》），因此，照片中所呈現的主體仍然有著真實個人的痕跡。
況且，攝影影像呈現出的單格靜止像是從時間的流逝中，截切下來的某個瞬間停止、某個場景凝結，如蘇珊．桑塔格所言的「每一張靜照都是一個享有特權的瞬間」。被攝下的人物，在每一張照片裡，都獲得了特權式的崇高對待，也被認為是存有某種內在精神力的。此外，攝影（photography）這個字的起源，原意為「光之書寫」，是不是也多了一層「作家用筆寫作，攝影用光線寫作他們形貌」的遐想？自然，我們觀看作家肖像時，是不可能與其個人完全斷分的。
而這將導致下一個問題是，這些拍攝作家的肖像，究竟帶給了我們什麼？作為一個生活在影像氾濫世界的讀者，與過往相比，我們多了許多觀看作家的機會。在書折的作者介紹裡、在報章雜誌與電視訊息裡，我們看見作家作為一個「人」的部分。像七等生的這一張照片，觀者必然為其美學所吸引，然而，藉由影像裡的作家形象，我們是否能夠看見作家的人、看見他所寫的文字，還是只是看見影像？這些對作家身影的凝視、對影像訊息的接受，與作家或文學作品有著什麼關係呢？
如果說，相片能夠以其強大的力量與偏執為我們保存作者不死的絲絲想望，而慢慢地，我們也習於將這些影像視為在文字之外的一個貼近作家、理解作家的方式。會不會這些影像所形塑的只是一些神祕化、美化的表面性素材？這些影像可以用來豐富讀者在文本之外的諸多想像？還是，這終究只是作家的肖像而已，他既不能表現作家，亦與文本無關？我們可以進一步，從林柏樑所拍攝的許多台灣作家肖像，來思索這些問題。
＊尋找台灣作家肖像>
攝影家林柏樑自一九九八年起，即陸陸續續地從事許多台灣作家的影像拍攝工作，他所攝下的這些作家身影，都是台灣當代的重要作家，像是鍾肇政、陳千武、葉石濤、李喬、林亨泰等人。
在林柏樑的鏡頭之下，這些作家的身影的呈現，充滿了豐富的影像語言。像是詩人白萩，在仰角的鏡頭下，身後一株勃發的鐵樹有如從他的頭上爆開一般，突然，這樣的形貌與葉笛所形容的「不斷向詩神挑戰的嚴肅詩人」有了形象上的結合。或者，一向予人鮮明的鹿港女兒形象的李昂，在幽深古樸的巷弄裡雙手抱胸自信地站立著，像是走出舊城大家族中活出自己的現代女性，而左右兩側開展的牆面，正加深了這一點。
林柏樑的影像也十分善用作家身邊的各種次要元素，來為作家建構一些意義。像是李魁賢身後寥遠的土地、渺小如樂高玩具的淡海新市鎮集合建築物，還有籠罩著林亨泰的不規則樹影光線變化，都為其詩人的身分塑造了某種象徵性的氛圍。如同英國藝術史學者克拉克（Graham Clarke）談到這些次要元素的運用時，以依達卡爾（Ida Kar）為例，他拍攝被劇作紙本圍繞的尤涅斯柯、書架前的沙特，讓那個人是圍繞在相關的場景裡的。我們可以看出，這必定也要攝影師去做了功課，了解作家本身的特質，才能夠辦到。而提出這些與主體相關的社會脈絡裡的影像，可以指出主體作為個人的成就、狀態和感知，如克拉克所言，「影像中的基調、氛圍、衣著、重要物件與擺置，都成為一張聯想物與詩性共鳴的濃縮網……攝影有能力在指涉的框架跟脈絡之下，去定義個人的歷史。」
這些照片，讓人看見了這樣的特質，這些饒有興味、或具美學效果的影像，可以說，也是攝影師所嘗試定義的作家狀態。
不過，稍感遺憾的是，許多想要平實記錄作家生活脈絡的想法，導致了不可免的、一再地出現的作家書房場景，加上幾乎像例行公事般地拍攝作家書寫狀態，則落入了形塑刻板印象的疑慮。作家們彷彿是為了符合觀者對他的既定印象，而「表演」某些特定的、沉思或書寫的狀態。
因此，如果要說美化了、或蒙上一層具有作家迷思的面紗，這樣的質疑也確難消泯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照片失去價值，相反的，藉由這些照片，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穿透及意識到表象下的意義。說穿了，這些照片的生成，背後確實有著強烈的、為台灣作家建立影像檔案的使命與企圖。它一方面既背負著為台灣文學建立正典的用意，另一方面，也冀望為觀者提供一種交綜於與創作者的人∕影像（當我們觀其影像，有時我們常常忘記那只是影像而已）之間的混同感受，這是在閱讀經驗之外的，許是豐富、許是製造迷霧的視覺與美學經驗。
這也是肖像攝影弔詭的地方。不過，最後我們也許可以從兩個方面去思考或作為自我提醒之處。其一，就像許綺玲所言「這些作家本來就甚少機會曝光，根本不會想到巴特那番複雜的媒體恐懼」，她指出這些照片所顯露的是「使命的意義」、「攝影作為存證的媒介肯定他們在台灣文學的在場」的意義（見《典藏今藝術》2004年8月）。在台灣，我們沒有如西方那般一段漫長的攝影歷程，過往雖然像謝春德、阮義忠和李銘盛都拍過類似這種作家或藝術家肖像，但是關於作家的肖像該如何呈現？觀者如何看待？作家如何面對自己被形塑等等辯證問題，並沒有太多的討論，如果單純從作家影像史料保存的角度來看，也許並不宜據此嚴加審視。
其二，就算是這樣，從作為攝影影像文化的角度來看，我們還是必須謹記桑塔格所說的「經過理想化的影像，並不比以清晰易解為美德的作品更不具侵犯性。」如果，這些作品也是一種新的文化英雄的形塑，我比較在意的是，作為讀圖的觀者，我們如何去觀看肖像攝影底下許許多多既使用、又抗拒、又暗示矛盾等意義的角力。如果能夠拆除這些層層迷障，才能更公允地從作品中去看待這些作家、文學作品與他們的肖像之間的關係時，也才會自覺到自己透過這些照片所看見的是什麼，理解我們所願意接受的感動、所願意被挑起的閱讀慾望，是從何而來。
原載 《自由時報》副刊 2004.08.14
